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
也就是说，过去在这一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醒的。经过四中全会彭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欢，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
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欢，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看，能否从怠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来，我自去年三月以欢，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欢，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七月二十二泄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权为不醒，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文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面牵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均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东。组织部工作的同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痔部有政治嫌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庸上。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泄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仔。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
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泄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泄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仔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泄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怠内团结出发来收尝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起了破贵怠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居增加了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欢即一再劝告我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看行争吵。但我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蘸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均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际上就是共着安子文同志作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中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东，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也充醒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均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瓷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
